研究 | 张梅：为配合政府对印政策转向，日本智库行动起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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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张梅
编辑|关云逸江怡
内容提要
日本智库对印度的关注与日印关系的升温呈现一致趋势。21世纪以来，日本与印度关系持续升温，从2000年提出的“日印全球伙伴关系”，到2006年的“日印战略性全球伙伴关系”，再至2014年的“日印特别战略性全球伙伴关系”，逐步升级。两国首脑互访频繁，并向机制化模式发展。近年来，日印通过外长防长“2+2”会谈与美日印澳四边机制等合作模式不断深化安全合作。与此对应，日本智库对印度的关注也逐渐增多，特别是2016年日本提出“印太”概念以来，印度在日本国际问题研究所等智库主办的期刊和网站上出现的频率明显提高。日本智库对印度的分析和评价虽然看似客观，但实际上是在国际秩序观、双边关系、印太区域秩序三个层面通过各种表征符号来为日本政府提供在国际变局下有望与印度建立的“共有观念”的支点的过程。南亚研究小组特此转载本文，供各位读者批判参考。
图源：网络
一、国际秩序观与印度形象
日本智库在国际秩序变动的情境中建构印度形象。近些年来日本智库频繁论及“自由国际秩序”的动摇。日本把现行全球秩序概括为：以主权国家体制为基层，美国主导的霸权型秩序因权力转换而变化，植根于自由主义价值观的“自由国际秩序”。西方世界一度期待冷战结束后这种自由国际秩序扩大到全世界，但近年来自由国际秩序却在内外部都遭遇多重挑战。内部因素主要是指美国维护自由国际秩序的责任感和意愿明显减弱，英国脱欧、美国总统特朗普奉行“美国优先”政策等都对该秩序造成巨大冲击。外部因素是指新兴力量崛起，国际权力格局逐步发生变化。国际大变局下，日本对中国的威胁认知呈现增强趋势，把中国崛起作为当前国际秩序变革最大的不确定性因素之一。在此情境中，日本调整了自身在国际秩序变革中的角色定位，谋求从国际秩序的追随者向引领者转变。在中美战略博弈持续激化的情况下，日本谋求充当中美博弈的战略平衡者。
日印原本国际秩序观迥异。印度有其战略文化特性，国际秩序观呈现曼荼罗结构，即邻国是天然的敌人，邻国的邻国则成为天然的朋友。而且印度通过金砖国家、上合组织等机制与中俄保持合作，与俄罗斯保持特殊关系，对外奉行“战略自主性”原则。这些与在二战后长期受益于美国主导的“自由国际秩序”、强调日美同盟的日本是有很大区别的。但是，日本智库通过“多极世界”“中国”“自主”“自立”等符号，找到了日印国际秩序观的相通之处，那就是：希望建立不被中美博弈所主导的多极、多中心的秩序；对中国的威胁认知在不断加大；充当中美博弈的战略平衡者，这些成为日本希望与印度建构的“共有观念”的支点。在国际秩序变动期，日本希望塑造、引领印度，将其建构为合作伙伴。
二、日印双边关系中的印度形象建构
日本对印度“拥有共同国际秩序观的合作伙伴”这一角色的期待也反映在日印双边关系中印度形象的建构上。
首先，日本智库对日印关系史中象征友好的符号进行了再发掘和确认。例如，佛教传播、日本明治维新的成功、在日俄战争中的胜利、对印度国民军的支持、东京审判中主张被告全员无罪的印度法官、印度送给日本上野公园的小象等，这些符号无一例外表达了印度对日本的尊敬、憧憬、善意支持和帮助。也有日本学者指出，上述叙事其实是有选择性地、有意识地建构起来的“神话”。事实上甘地和尼赫鲁等印度领导人都曾强烈批评日本帝国主义和军国主义。但是，类似观点的文章不多，且多为英语，被排斥在日本智库的主流话语之外。
日印相互认知存在微妙温度差。根据日本外务省的舆论调查，印度对日本的好感度很高，而且近年来有所上升，2021年认为“日印关系良好”的比例为91%，认为“日本值得信赖”的比例为90%。相比之下，很多日本人因印度贫穷、基础设施落后、种姓制度及政治腐败等问题对印度的印象消极。2021年，日本人中对印度“有亲近感”的比例为51.3%，“没有亲近感”的比例为48.1%。
其次，日本对标志当今印度战略重要性的符号进行了再发现。日本外务省近些年来密切关注其GDP增长率、国防预算、人口规模特别是年轻人口比重、海外移民数量等指标，将印度称为“崛起的全球性力量”。值得注意的是，日本在提及上述数据时通常以中国为参照系。从意识形态上讲，日本智库报告普遍强调印度是“民主国家”，与日本、美国等共享自由、民主、基本人权、法治等所谓“普世价值”，而且内政稳定，独立以来不曾发生过军事政变。印度地理位置重要，处于海上通道和亚欧大陆的中央。印度IT产业发展迅速。这些均是日本把印度视为合作对象时所看重的因素。尽管印度希望成为世界“主导性力量”，有明确的大国志向，但是日本把印度定义为“中间力量”和南亚地区大国，甚至算不上亚洲大国，只能看作“向大国迈进的发展中国家”。
再次，在双边关系层面，日本智库界认为日印关系在顺利发展且日益紧密，而且由于两国没有直接冲突，日印关系今后发展空间很大。与此同时，虽然两国在政治上建立了“特别且多层”或者“特别牢固”的关系，但是经济合作和人员往来状况仍差强人意。2011年日印签署经济合作协定(EPA)以来，日印贸易额并没有显著增长。2021年，日本对印出口额仅占日本全部出口额的1.7%，从印进口额占日本全部进口额的0.8%。相比之下，日本对华出口额占到21.6%，从中国的进口额占到24.1%。日本高铁项目在印度也遭遇阻碍，进展缓慢。印度赴日游客在亚洲主要国家中相对较少，低于菲律宾、越南等东南亚国家。
三、印太区域秩序互动中的印度形象
日本将印太构想作为对外政策的支柱。印太区域秩序中，美日印澳四边安全对话（QUAD）、印太经济框架（IPEF）、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亚非增长走廊等都成为日印不断展开互动、建构各自国家身份和利益的符号。
首先，美日印澳四边安全对话对日印来讲具有不同的意义。对于日本来讲，第一，它有望发展成对维护和加强印太基于规则的秩序起重要作用的主要多边制度。在中美对立的背景下，日本希望维持包容性的逻辑，在经济和开发援助等领域“悄无声息”地缓和中美战略竞争所导致的“脱钩”效应，提供一定稳定感，获得国际社会的信任。第二，美国从21世纪初就一直鼓励同盟国与包括印度在内的国家加强合作，因此日本遵循美国的意愿积极推进四边机制。第三，由于拜登政权希望四边对话不只停留在抽象的联络上，而是拿出具体合作成果，因此美日印澳四边安全对话在功能性领域正缓慢地开展务实合作，包括高质量基础设施建设、海洋安全保障、反恐对策、网络安全、人道支援和灾害救援等。在2021年3月的首次美日印澳视频首脑峰会上，供应链和产业链摆脱对华依赖也成为重要话题。
在日本看来，印度扮演了“意义改写者”的角色，促使四边安全对话的意义从不加掩饰地制衡中国向宣称“东盟中心性”、淡化安保色彩转变。第一，它是印度发挥全球性角色的立足点，印度的角色由此得以超越南亚地区大国，而在印太这一广阔的舞台上担当塑造地域秩序的角色。第二，印度把这一机制作为与中国讨价还价的筹码。中印边境冲突促使印度加快了接近四边机制的步伐，有政治、外交上牵制中国的意图。但是与此同时，印度会强调四边机制不是为了封锁中国，而是为了接触中国并建立合作关系。第三，印度宣称把提高与东盟的连接性作为印太政策的支柱。
其次，加强日印的区域经济合作互动。在逆全球化思潮和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的情况下，日本试图在国际秩序重塑过程中发挥引领作用，其中重要一环就是强化和维持以法治为基础的自由、开放的国际经济体系。第一，当前印度并未提出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但日本私下没有放弃劝说印度加入的努力。日方专家在日印智库交流中强调CPTPP对于有效减少成员国对中国的贸易依赖的重要性。第二，美国主导的“印太经济框架”（IPEF）被日本解读为“暧昧的对华包围网”，是为了使印度和东南亚在经济上追随美国，遏制中国的经济威胁而设计的。美国对于印度参加供应链和清洁能源基础设施两大支柱寄予厚望。美国希望IPEF可以在半导体等方面形成稳定的供应链，期待印度发挥半导体开发和制造据点的作用。同时由于印度在国际太阳能联盟（ISA）这一平台的打造中发挥了领导作用，美国期望印度在清洁能源领域做出贡献。
再次，推进日印在亚非地区的合作。2017年，日印联合推出“亚非增长走廊”计划，其动机是印度在非洲拥有移民基础和经营经验，因此日企积极与印度企业开展合作，使其成为进入非洲的抓手。2019年年底，日本贸易振兴机构（JETRO）与印度工业联盟（CII）签署备忘录，成立“亚非地区日印商务合作平台”，旨在进一步加强两国企业之间的定期交流，在印太框架下促进商业合作。日印在非合作集中在四个方面。第一，很多在印的日企对非出口汽车、汽车零件、消费品等。第二，日印企业共同致力于迷你发电厂运营等基础设施项目和汽车服务产业。第三，日印合资企业在非开展石油、天然气、通信等合作项目。第四，印度软件实力强，日印在数字领域合作空间大。
四、总结和应对
日本智库文本建构印度形象具有两个特点。首先，在符号选择上具有极强的指向性，即强调可以成为“主要合作伙伴”或者“准盟友”的因素，排除或消解不利因素。对于印度与己相异的观念和利益，日本智库总是轻描淡写带过或自我反省，很少加以谴责。其次，印度的“主要合作伙伴”或者“准盟友”形象建构进程并不是完结状态，而是正在进行中，但时常与现实存在一定差距。印度在国际体系中的战略选择并不会完全按照日本的期待前行，在区域秩序符号互动中印度又成为“意义改写者”和“特殊对待对象”。
今后日本还会在各层面发明出更多合作的符号来拉拢印度并积极在国际社会兜售。中国可从以下方面进行应对。首先，日本对印度的形象建构很大程度上植根于对中国的“威胁者”和“挑战者”想象，中国应防范日本与印度轮番在领土边界问题上做文章并在国际上破坏中国热爱和平、走和平道路的形象。日印在涉华问题上有不同的利益和考量，日本清楚印度并没有形成中国包围网的意图。中方可继续强化中日、中印经贸领域合作，强健产业链与价值链的合作。
其次，在国际竞争一定程度上呈现符号化趋势的情况下，中国应密切关注日印在符号领域的互动，思索对原有意义进行拆解，按照中国外交的需要对这些符号进行重新解码、编码，赋予其新的内涵。例如，中国表态对加入CPTPP持积极态度就是对CPTPP符号进行重新编码的良好案例，中方对日关系主导权和话语主导权都由此得以增强。
作者简介：张梅，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副研究员。
本文转载自“政治学与国际关系论坛”微信公众号2023年6月27日文章，原标题为《张梅：国际变局下日本智库对印度形象的建构》，原文来源《南亚研究》2023年第1期；国际研究学部
本期编辑：关云逸江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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